1.历史根据：有关杨朱的史料主要见于《孟子》、《庄子》等。
2.基本学说：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较近于道家，而勉强归入道家；或以其与《老子》思想并非完全一致，老子贵柔而杨朱贵己，且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一）、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
  （二）、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三）、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3.道德观点：杨朱全真保性，轻物贵己。贵老子，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曰：至虚，极也；守情，表也。所贵者乃情，很符合真本老子的原意。并非以往认为只是为个人利害而不拔一毛。
《列子·杨朱》，自汉与近代考皆属杨朱，保持有杨朱思想之原旨，未从根本上与“杨朱”乖背。从其中思想来看杨朱并不是损人利己者与纵欲者。“杨朱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对此，贺麟先生认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端的中道。”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现代学者们对杨朱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同情理解，正与王弼在阐释《损》卦九二：“弗损，益之”时，所提出的“九二不损而务益，以中为志也”的中道说，是遥相呼应的，亦表明了人们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价值的认同。因为真正的或合理的利己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虽不会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别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且自保自利虽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虽有相当的才智学养，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亦须有相当的修养和克制，方能不致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故利己主义，亦有其道德价值。”  。
4.政治思想：杨朱的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  。《说苑·政理》记载，杨朱曾与梁王论“治天下如运诸掌然”。他把自己比成尧舜，自称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贤人。他不治家，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韩非说杨朱与墨翟一样有治世之才。
杨朱反对法先王。他认为舍弃当今的人而去赞誉古代的先王，是赞誉枯槁的死人骨头。因此，他主张建立新的社会。这种政治主张是从"为我"而不"侵物"的学说衍生出来的。即一方面从“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衍化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另一方面，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还应衍化出：人人不以天下大利，人人不易其胫一毛，天下治矣。就是说，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因为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
杨朱认为治理这个社会的人要"贤"，而且要有谦虚的美德，“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即行为贤德而不自以为贤德。杨朱认为，这个社会的成员都应该谨小慎微。《荀子·王霸》说杨朱哭“歧路”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故事说，杨朱走到十字路口，感慨地说："在这个地方要是方向走错半步，就会导致千里的差错呵！”因此，他伤心痛哭起来。杨朱哭“歧路”正是为了人生的道路。如果不慎而选错了道路，就会贻害无穷。杨朱理想社会里的成员，既要“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这两方面并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认真考虑才行。
杨朱主张建立人人为自己而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人的美好幻想而已。正如《韩非子·八说》批评杨朱时指出的那样：杨朱的主张虽然明察，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本行不通的。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氾论》）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5.杨墨之辩：差不多和墨子在同一时期的哲学家杨朱，和墨子的思想极为对立，他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正如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所总结的那样：“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子主张的是‘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甘心情愿的。）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
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
禽子曰：“假济，为之乎？”
杨子弗应。
禽子出语孟孙阳.。
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
曰：“为之。”
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
禽子默然有间。
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
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列子·杨朱》）

观点例证

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老庄之中的体现在《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能见到杨朱基本观念的反映。《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这就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庄子》的《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沿着杨朱思想的路线走，先秦道家认为，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的办法。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庄子》另一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一个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运将会和桂树、漆树一样。
所以《庄子》里有一些话赞美无用之用。《人间世》篇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这一篇最后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为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他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有大用。

老子之后，道家思想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稷下学派的一批人物以社会政治为中心，欲将道家老子的思想与道家失传的黄帝思想、现存的管子的思想予以贯通，从而使道德家由形上追求转至形下操作，形成一套道德与法则融合于一体的治国的理论；而后者以失传的杨子、现部分残存的庄周为代表，关切的是自我、自由与本真。属精神生命的内在追求。
先秦道家哲学于后发展有三个阶段。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黄帝》《老子》的主题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老子》、《庄子》的只能按部分思想划分阶段，在《老子》里有穿插着其他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代表有不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据现有的资料不完全的统计，为了在乱世中求生存，危险中得平安，杨朱的方法之一是“避”。逃避是普通隐者的做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万物的规律。万物虽然时时在变，难以捉摸，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有轻生忘死的念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庄子》有许多地方表达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情绪、看破一切的心态，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目前可见的最后阶段。《庄子》的《山木》篇有个故事，把这一切发展都表现出来了。故事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这个故事的前部分，表现的是另一种杨朱的全生理论，不再是为了生存活命斗争，而是为了尽一己之力最大限度的去保持、持续一己之无限的存在也。后部分则是庄子的新理论。这里所说的“材”，理解为“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句不通意不顺，不便理解，目前解释为“缘督以为经”。即佛教禅宗的一切随缘，不再作反对与要求。一个人如果不能站在更高的观点看万物，那么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消亡的。同时，由于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取消了自我，取消了从我的角度看世界，我对世界的观点是与非。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发自为我的。后来的发展，使他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杨朱学派，按其学说宗旨，属于道家，但又与黄帝、老子、庄周、慎到、宋研有别，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杨朱是其代表人物。
一、“贵己”、“重生”的人生理想
“阳生贵己”、“为我”意在“重生”，就是杨朱和杨朱一派思想的主旨。虽然杨朱一派的思想失传，但它的观点却得到后人的深刻思考。当代的研究者认为，杨朱一派对于个人来说，利益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大和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别的利益只能服务于而不应有损于“生”。就是说，保全我的生命是我个人利益中之最大者。先秦道家还曾用“所为”与“所以为”的道理来论证“轻物重生”的原则。他们认为，生命是“所为”者，是主体，是目的；“物”或“利”是“所以为”者，是服务于“生”的，是手段。
二、“重生”和“全生之道”
虽然，杨朱一派固然是以“全生”为人生的目的，和“我”之巨大利益，但是，“所为”为了“生”又离不开“所以为”用来养生的“物”。当代的研究者认为，杨朱对人的物质欲望作了充分肯定，“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为人的实情。又为了实现“贵己”、“重生”的理想社会，杨朱提出了办法，欲望之求必须“轻物重生”，以“贵生”为根据及原则，有限度的满足欲望。总之，杨朱“全生”是双刃剑，不能没有欲望的满足。没有欲望的满足的话，“与死无择”。但是，欲望的过度满足必然养成人人物欲横流，社会风气败坏，道德纲纪松散的混乱局面。杨朱的学说失传导致，不能再知道杨朱到底是采取什么办法来弥合欲望与道德之间张力的矛盾。现代人根据“轻物重生”的传说，以为欲望的满足只要以是否有利于“全生”，超过了就“制欲”，及早地克制欲望，就能避免欲望的无穷膨胀，真是愚昧！爱惜自己的身体，更要爱惜健康，有病的身体不如短寿。适当的欲望，不能以欲望本身为目地。则可以使“精不尽”，从而“生以寿长，福泰平安。
三、“贵己”、“重生”的思想实质和历史意义
诚然，杨朱和杨朱一派的“贵己”、“重生”的思想，不是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而是对欲望的理性思考。
而且，他们严格控制在“轻物重生”的主义之下，由于他们轻视富贵利禄，当时的“世主”曾为之而“贵其智而高其行”。在当时，不乏赞誉之辞。但是，其想实质，不能不是一种独特的“自我主义”的人生哲学。杨朱一派在对待个人生命价值上的“自我主义”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贵己”、“重生”作为一种“自我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糟粕。但是作为这种人生论的某些论据，则包含着一些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杨朱一派的“重生”论充分肯定个人情欲的自然合理性而自汉代以来，不断有思想家冒出，为了存天理，去消灭人欲，彻底的禁止欲望的存在与尝试，实践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多少扭曲，狂妄的举动发生，十足值得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杨朱一派主张对欲望有节制，要“适欲”，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而是肯定了对感性欲望和个人利益追求的自觉的理性裁制，因而避免了纵欲主义。就此而言，也不无合理之处。
在以保全自己作为人生目的和意义这一点上来说，杨朱一派确与老、庄道家，尤其与庄子的思想有一致之处，可以说杨朱一派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但他们把“全生”实现于现实的感性欲望的适当满足，具有功利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