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阳

谏吴王书：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上书洗冤
起初，梁孝王谋议杀袁盎等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羊胜、公孙诡本
来嫉妒邹阳之才，于是就利用机会向梁王进谗言，导致邹阳下狱论死。邹阳“恐死而负累”，留下恶名，为后人所诟病，就从狱中上书梁孝王，即《狱中上梁孝王书》，以自我表白。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当是时，邹阳“情至窘迫”(《古文观止·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文后评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听信谗言将其下狱，若直说自己无罪，则等于直斥梁王昏聩，处境将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将梁孝王偏信谗言说明，则又无以自白无辜。为此，邹阳采用了高超的表达技巧，首先拈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二字入手，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接着，从知人与不知人处落墨，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听信谗言，而应警惕党人横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为证，劝谏梁孝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所用。该文比物连类，文采飞扬，词多偶俪，语意层见复出，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给人以战国纵横家的韵致。虽然文章所论忠信，观念陈旧，但仍不失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孝王看到邹阳的上书大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向他深词谢罪。当时，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招致汉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满。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孝王也胆颤心惊，深恐朝廷追究。在这危急关头，梁孝王觉得邹阳可用，就令其携带千金，设法不让朝廷追究自己的责任。邹阳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计见称的齐人王先生。受其指点，他赶赴长安，见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长君。邹阳虽为梁孝王说项，却处处站在王长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耸听，终于说服了他。然后王长君出面，说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狱中上梁王书》，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上梁王书》
邹阳从梁孝王游。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闲。胜等疾阳，恶之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曰：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谒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葢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吴、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梁园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亲其雠，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隋珠和璧，秪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逄、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帷廧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巖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