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为楚国令尹，以贤能闻名于世。
《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决期思之水（今河南淮滨县境的史河），而灌雩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芍陂”（《太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名相，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猎，蚡冒之后，“世为列姬，国地朝廷”。
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相传孙叔敖少年时，曾遇两头蛇，时俗认为见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斩杀了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为族人赞佩（出典见《贾子》）。那山丘因而得名 “蛇入山”在今江陵城北约二十里。及成年，因父亲获罪，他举迁期思（今淮滨期思镇）邑。受到了后人的传颂和尊崇。期思城西南有埋蛇岭系孙叔敖埋蛇处，也叫埋蛇冢，史志作敦蛇丘。因期思县治后划入固始，《嘉靖固始志》把 "寝野歧蛇 " 列为八景之一。
孙叔姓出自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官孙叔敖之后,孙叔敖开发水利,楚国人非常拥护,死了以后子孙以此为荣,一部分姓孙叔,一部分姓孙。孙叔敖是孙叔姓的起源。（源自-百家姓姓氏讲解）。所以孙叔敖，姓孙叔，名敖，字孙叔，姓和字一样。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淮滨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战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归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今沙市区）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孙叔敖，姓蔿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楚国江陵人。父蔿贾任楚国司马，战功显赫，后为楚将都越椒残杀。楚庄王时，由前令尹虞丘推荐，任孙叔敖为令尹。司马迁称他“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任相期间，编修《仆区》（楚国刑书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善于用兵，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师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胜晋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县境“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利用大别山上来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是中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国时，曹魏的刘馥重加整治，明代维修扩充，嘉靖时固始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达932处。其遗址今又成为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他还开凿“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城南安丰塘）。清朝夏尚忠追纪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贤姑墩入塘，极北至安丰县折而东至老庙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水经注》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东汉、三国、唐肃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广为屯田，大获其利。建国后，又沟通淠河总干渠，引来佛子岭、磨子潭、响洪匐三大水库之水，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效益得到更大发挥。除上述工程外，孙叔敖还兴建安徽霍邱县的水门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促进了楚国的农业发展，后人为纪念他，在安丰塘北堤建有孙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园建有孙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孙公庙。1957年毛泽东路过信阳，称赞孙叔敖是水利专家。
政治成就

为官之道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孙叔敖在任令尹期间，三上三下，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权势时不悔恨不叹息。孙叔敖作为宰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成为《吕氏春秋》、《苟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楚庄王二十年前后（约公元前594年），孙叔敖患疽病去世。作为一位令尹，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他死后，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被后世视作列国名相。《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阐明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该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治国之道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即国相），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
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却嫌它重量太轻，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特别是商人们更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这使得市场非常萧条。更严重的是，市民们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谋生了，这就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孙叔敖知道后，就去见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了，结果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
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就去亲自调查，主持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就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孙叔敖不但政治业绩突出，他还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但重视农业，还注重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他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这样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孙叔敖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司马迁早了五百年，但却和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其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值得称道的。
治水业绩

芍陂，今名安丰塘，位于寿县城市30公里处，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而又著名的水利工程，曾被誉为“水利之冠”。自古至今，它对淮河以南地区的灌溉、航运、水产养殖、屯田济军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人们一提起它，就会联想到这个水利工程的设计人和兴造者——孙叔敖。
《史记·循吏列传》云：“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邱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姓蒍，名敖，字孙叔，父亲蒍贾，任楚国司马，聪明过人，屡立战功，后被楚将斗越椒杀害．孙叔敖奉母逃难，居于梦泽，力耕自给。公元前613年——591年，虞邱荐其贤于楚庄王，召拜令尹。
孙叔敖当政以后，根据当时外患内扰，连年混乱，令典荒废，百业待兴的状况，把息兵安民，除患兴利，发展生产，致富国民，当作治国之策上书楚庄王．当时，淮河以南的寿春，是楚国的主要粮食产地之一，这里的粮食丰歉，对人民的安定和军粮的供应关系极大，为此庄王便采纳了孙叔敖的国策。生长在水乡的孙叔敖，深知水患给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乃考制度，立军法，下膏泽，兴水利。他在淮河以南，淠河以东，察看了大片农田的旱涝情况；又沿淠水而上，爬山越岭，勘测了来自大别山的水源．于是便在淮南一带，征集民力，疏沟开渠，洼地除涝，高地防旱。韭选定淠河之东、瓦埠湖之西的长方形地带，就南高北低的地形和上引下控的水流，合理布置工程、大规模围堤造陂，周长120里许，上引龙穴山、淠河之水源，下控1300多平方公里之淠东平原，号称灌田万顷．因当时陂中有一白芍亭，故名“芍陂”。芍陂的兴建，适合国情，深得民心，为繁荣楚国经济和屯田积谷济军，起到了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孙叔敖在辅佐楚庄王的较短时间内，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三军严肃，百姓无扰，使楚国一跃而为春秋诸侯中的军事大国。
孙叔敖清风惠政，节衣缩食，理国安民，肋精图治，尤其是修造芍陂，竭尽其力，并耗尽了自己钓家业．筘非说他：“粝饼菜甍，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他持廉至死，家无余财，妻子穷困，负薪而食。楚庄王听优孟之言，召孙叔敖之子，封于寝邱（今河南省固始县）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皇览》云：“孙叔敖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自土里。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
功施当时，泽及后世。两千多年来，芍陂一直发展于生产，造福于人民。《地理志》载：西汉专业之官二十种，地区九十七处，惟九江郡有陂官、湖官，首要是治理芍陂。《后汉书·王景传》载：建初八年（公元83年）王景“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辞倍多，境内丰给。”《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四年， “置物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载“芍陂……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并记载了芍陂的规模。因此，历代修治芍陂，其规模较大者就有20余次。用于军事上的屯田、争战，·御敌，其次数也有不少。至于安丰塘之名，则始见于《唐书·地理志》：“寿州……安丰……县界肓芍陂，灌田万项，号安丰塘”。
但自唐至明，通常仍称芍陂。孙叔敖的治水业绩，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敬仰。早在汉代当地人民就在芍陂北堤建起孙公祠，每年春秋农民必到这里致祭。因祠简陋且又屡遭兵燹，明代监察御史魏障重建。后遭火焚，明嘉靖己酉年，寿州知州栗永禄重修。清代邑侯李大升，州佐颜伯殉和徐廷琳、郑基等州官，也都作了修缮和增躇．祠内四周高墙，三进大院，松柏参天，有正殿、耳房、客堂、禅室、东西庑和崇报门偻．大殿正中供奉有二米高的楚相孙叔敖石刻像及其传记，两旁是明代知州黄克缵，清代州佐颜伯殉的碑文石刻像系明万历三十七年所镌，衣冠隽秀，神态自若，刀法矫健，简练清新．东西庑原设有远自汉代，近自清代，历代经修安丰塘的尚书、抚台、按院、司马、太守、刘史、寿州邑侯等50多个木主牌位，有篆刻，有书写，古色古香，还有《春秋祭仪》。“馔，牲、莲”和香案陈设图，这些均不幸毁于战乱。
崇报门楼前匣的客堂，至今还保存有十多面石刻的塘图，塘志和历代修塘纪事的牌文。虽几经沧桑，但迄今仍然笔触清新，棱角分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米高的碉代石刻塘图，上有安丰塘的位置、水源、斗门及其灌区概况，它在水利科学上确有一定价值。千百年来，到过芍陂的文人墨客，都为孙叔敖造陂之功绩夕在赞叹中留下不少动人的诗篇。宋代王安石在《送公仪宰安丰》诗中有：“楚客来时雁为伴夕归期祗待春冲夕雁飞南北三两回，回首湖山空梦乱夕秘书一官聊自慰安丰百里谁复叹夕扬鞭去去及芳时夕寿酒千觞花烂熳。”明代宜阳侍郎王邦瑞夕也有一首《过孙叔敖祠》诗：“百里塘峙楚祠，万年伏腊动人思，爱存堕泪非残，功似为霖岂一时。”清康熙年间，州佐颜伯殉在修治安丰塘时，专著《安丰塘志》。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夏尚志对安丰塘的历史作了详细调查，较为完备系统的编写了《芍陂纪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古芍陂，今日之安丰塘，已成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新闻界、电影界先后来安丰塘参观考察，留下了不少感慨钓篇章，美妙的画面。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于1986年5月在考察芍陂之历史时，兴致勃勃地吟诗赞道：“楚相千秋业，芍陂富万家。丰功同大禹，伟业冠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