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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族,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太子智囊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县),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献策御边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 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 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廷策问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景帝宠信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进言削藩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七国之乱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腰斩东市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政治贡献:重农贵粟: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 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 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 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学成就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艺术特色上,晁错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31] 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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