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

辅助武王：
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太王、王季时开始兴盛。文王断虞、芮之讼，征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后方，又越过大河，攻克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进攻商王经常打猎的邗(今河南省沁阳西北)。灭掉商的同姓国崇之后，在丰水西岸建立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以便东进。武王和周公帮助他们的父亲——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盟(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二月甲子(约前1027年)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其他人不过负责仪仗、保卫、布置祭天地的用具。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纣王是死掉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 武王为了“屏藩周室”，拱卫周王朝，进行了封建。被封的兄弟之国有十五人，姬姓之国有四十人；又向参加牧野之战的诸侯分发了商朝宗庙彝器和宝物。
原来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S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今河南郑州一带)，蔡叔的封地在蔡(今河南上蔡一带)。封叔旦于鲁(今山东曲阜)，为周公。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封召公爽于燕。(今北京西南，一说在北京。)
灭商归来，在镐京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等等说法。
文王并非长子，他上边有两位哥哥——太伯、仲雍；武王上面有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周公不过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
公元前1022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鲜，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率德驯善”，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今河南淇县)，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代理成王：
为了使康叔顺利地进行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在众多受封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推测其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
奄是东方较大的方国，管、蔡散布流言以后，奄君曾对武庚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怀疑，这样天下要乱了，请举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长子伯禽就封，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县)。分给伯禽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艺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
薄姑等国也曾参与反周，师尚父——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省临溜北)。太公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武王伐纣时他率先冲入敌阵，这次周公东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当大。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
周的同姓召公爽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近年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周武王伐纣，微子手持祭器来到军门，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反缚着双手，跪着前行，向武王投降。武王亲自给他解了绑，仍然让他管理当初的封国。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邱)。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苟子·爪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赢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诗经·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东征班师之后，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建城的主要劳力是“殷顽民”，即殷人当中的上层分子。“顽民”西迁，一则使他们脱离了原来住地，失去了社会影响；二则集中起来，便于看管。为了看管殷顽民，周公曾经派了八师兵力驻守。
东都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湛、涧四小汇流其间。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
周公称王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营建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郫”。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湛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意思是成就周道。原来的镐京就称作“宗周”了。
制礼作乐：
周公在扫平叛乱，营建成周之后的问题是，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的谋划，也就是“制礼作乐”。这在周公称王的第六年。“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到春秋战国时代暴露了它的弱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为进步的机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S6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的制礼作乐，一方面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另一方面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
让位成王：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

司马迁把周公旦的事迹安排在世家第三，是因为按照国力排位鲁国不如吴国、齐国显赫，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考虑国力，周公旦必排在第一位无疑。
周公旦的功德大致有四：一是辅助武王得天下，二是代理成王治天下，三是参与了制定周礼，四是从无野心。
前两条似乎是臣子的本分，算不上什么特殊功德。但是后两条就不一般了，不是哪一个臣子都能做到的。
对“礼”有充分的理解，方可评价周公。
“礼”，表面看是制度、规矩与礼节，深入研究，可以说“礼”首先代表道德、法律，其次代表惯行与形式。
“礼”不仅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臣关系、臣民关系固定下来，同时也把风土人情与民族性固定下来。礼，成为“华夏”民族文化方面的凸征，言及文化教化意义上的华夏，不能不言及礼。
从国民性的角度看，华夏民族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个是礼的时期，另一个是“礼崩乐坏”之后的时期。分界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前为一个时期，其后为一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诸侯分封制度，第二个时期大一统皇权专制，泾渭分明。
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古代辉煌文明，大多数是在周公旦到秦统一中国的八百年期间建树的。特别是诸子百家建树了鲜活的学术，一家一个面孔。同是儒家，孟子的主张与荀子的主张有时也是不尽相同甚至是对立的。绝非其后一张面孔的经学考古、稗史演义，方术五行、程朱理学可比。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秦始皇起，把“礼”所代表的“形式”粉碎了。中国变为了喜欢变换形式的民族，从服装、饮食，到礼节、礼仪，无时无刻不处于剧烈的颠荡变换之中，不得宁日。每当想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就不由自主地追慕起周公旦。